前言
本篇文章的考古出处是从王川的2021年文章发掘而来，原发表于1996年7-8月期刊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原文标题和出处：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原作者：
William Brian Arthur 威廉·布莱恩·阿瑟
人物简介：
布莱恩·阿瑟
●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正反馈机制的先驱。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运筹学博士学位，37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1987年进入圣塔菲研究所，投身于跨学科的复杂性科学领域。
●1988年，主持圣塔菲的首个研究项目。他是圣塔菲的元老级人物，也是复杂性科学的奠基人。
●2009年出版《技术的本质 : 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当时他提出了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
“在未来25年，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12个月增长两倍。其增长速度是摩尔定律预测的 CPU 增长速度的3倍，并预言将来上网会免费。”
其他网络两大定律，**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和 摩尔定律（Moore’s Law）
（在我现在看来都是关于成本极速下降的经济学规律，产生规模、网络，有了注意力集中的集中地，就差变现。）
而从他这篇文章中，我挖掘出了George Gilder 乔治·吉尔德这个人物， 这是我之前不曾知道的，他是谁？
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麦克卢汉并称的数字时代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他的介绍，和一场关于他的书的辩论。
MBA乔治吉尔德简介
辩论乔治·吉尔德的《微观世界》：T.J. 罗杰斯对阵罗伯特·诺伊斯
阅读愉快！
递增收益与商业新世界
我们对市场和企业运作方式的理解，一个多世纪前由少数几位欧洲经济学家传承给我们——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及其在欧洲大陆的同代人。这种理解完全基于收益递减的假设：在市场竞争中领先的产品或公司最终会遇到限制，从而达到一个可预测的价格和市场份额均衡状态。该理论大体上适用于马歇尔时代的大规模加工、烟囱工业经济。它至今仍盛行于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但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体持续不断地从大宗材料制造转向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从资源加工转向信息处理，从原始能源的应用转向创意的应用。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机制已从收益递减转向收益递增。
递增收益是指领先者进一步扩大优势，而失去优势者则进一步丧失优势的趋势。它们是正反馈机制，在市场、企业和行业内部运作，以强化成功者的成果或加剧失败者的损失。递增收益带来的不是均衡而是不稳定性：如果某产品、公司或技术——在市场中众多竞争者之一——因偶然或巧妙策略而领先，递增收益会放大这一优势，使得该产品、公司或技术最终锁定市场。递增收益不仅导致产品成为标准，更促使企业运作方式发生变革，它们颠覆了我们许多关于商业运作的传统观念。
在所有行业中，既存在收益递增机制，也存在收益递减机制。但大体而言，在经济体系的传统部分——加工制造业中，收益递减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较新的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则是收益递增起支配作用。因此，现代经济分化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商业世界，分别对应这两种收益类型。这两个世界在经济学原理、行为模式、风格及文化上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管理技巧、战略规划以及政府监管规范。
他们呼吁不同的理解。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世界
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及其同时代人关于收益递减的观点。马歇尔所处的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金属矿石、苯胺染料、生铁、煤炭、木材、重化工品、大豆、咖啡——这些商品资源密集，技术含量低。在那个时代，假设一个咖啡种植园扩大生产，最终会迫使它使用不太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这是合乎逻辑的。换句话说，它会遭遇收益递减。因此，如果咖啡种植园相互竞争，每个种植园都会扩张，直到因成本上升或利润减少而遇到限制。市场将由众多种植园共享，市场价格会稳定在一个可预测的水平——取决于对咖啡的需求和适宜耕地的供应情况。种植园主只要生产咖啡有利可图就会继续，但由于价格会被压低到平均生产成本，没有人能够大赚一笔。马歇尔称这样的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他所设想的经济世界与当时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完美契合。 它处于平衡状态，因此有序、可预测，进而适合科学分析；稳定，因而安全；变化缓慢，故而连贯。不匆忙，不暴利。简言之，彬彬有礼。简言之，温文尔雅。
经过些许变迁，马歇尔的世界在一个世纪后依然存在于现代经济中仍致力于大宗加工的那一部分：谷物、牲畜、重化工产品、金属与矿石、食品、零售商品——即那些日常或周而复始重复操作的领域。产品差异化和品牌名称意味着在特定市场中，是少数几家公司而非众多企业展开竞争。但通常情况下，若这些公司试图扩张，便会遭遇某些限制：忠于其品牌的消费者数量、区域需求、原材料获取渠道等。因此，没有哪家公司能垄断市场。又因这类产品通常可相互替代，某种标准价格便应运而生。利润微薄，无人能一夜暴富。这虽非马歇尔所定义的完全竞争，却与之相近。
收益递增的世界
如果马歇尔的边际效益递减被逆转，变为边际效益递增，将会发生什么？如果领先的产品因此进一步扩大优势，市场将如何运作？
让我们回顾一下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当时 CP/M、DOS 和苹果的 Macintosh 系统正展开激烈竞争。操作系统呈现出递增回报的特性：一旦某个系统领先，它便会吸引更多软件开发者和硬件制造商采用，从而进一步巩固其领先地位。CP/M 率先进入市场，到 1979 年已稳固立足。Mac 稍晚登场，但其出色的易用性令人赞叹。DOS 诞生于 1980 年，当时微软与 IBM 达成协议，为其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究竟哪个系统会胜出还远未明朗。新推出的 IBM PC——DOS 的载体——设计并不完美。然而，DOS/IBM 用户群的不断壮大激励了 Lotus 等软件开发商为 DOS 编写程序。DOS 及其搭载平台 IBM PC 的普及进一步催生了更广泛的普及，最终 DOS/IBM 组合占据了市场相当大的份额。这段历史如今广为人知。但值得注意的是几点：在 IBM 交易之前，无法预知哪个系统会主导市场。一旦 DOS/IBM 取得领先，它便锁定了市场，因为用户转投其他系统并不划算。 主导系统并非最佳：DOS 曾遭到计算机专业人士的嘲笑。而一旦 DOS 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其赞助商微软便能将成本分摊到庞大的用户群体上。该公司享有极高的利润率。
这些特性，进而成为了收益递增的标志：市场不稳定性（市场倾向于支持领先的产品）、多种潜在结果（在历史上的不同事件下，不同的操作系统本可能胜出）、不可预测性、锁定市场的能力、劣质产品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赢家丰厚的利润。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首次察觉到它们时感到惊讶。对于成长于马歇尔世界秩序、可预测性和最优性之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特性同样令人反感。1939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瞥见其中一些特性时警告说，承认收益递增将导致“经济学理论的大部分成为废墟”。但希克斯错了：收益递增理论并未摧毁标准理论——它是对其的补充。希克斯感到厌恶不仅因为这些不受欢迎的特性，还因为在他的时代，没有数学工具来分析收益递增市场。如今，这一状况已发生改变。 运用定性动力学和概率论中的复杂技术，我与其他研究者已开发出分析递增收益市场的方法。递增收益理论虽新，却已根基稳固，并使得这类市场更易于被经济学所理解。
1939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曾警告，承认递增收益将导致“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内容的崩溃”。然而，希克斯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早期研究收益递增现象时，有人告诉我那是一种异常现象。如同物理学中的某些奇异粒子，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实践中极为罕见。即便存在，也只会持续几秒钟，随即被套利行为消除。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意识到收益递增既非罕见也非短暂。实际上，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受到收益递增的影响——那就是高科技领域。
为何会如此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前期成本
高科技产品——药品、计算机软硬件、飞机与导弹、电信设备、生物工程药物等——按定义而言，其设计复杂且推向市场过程繁琐。它们高度依赖知识技能，而对物质资源的需求相对较少。因此，这些产品的研发成本通常远高于其单位生产成本。微软推出的第一张 Windows 光盘耗资 5000 万美元；而第二张及后续光盘的成本则降至 3 美元。随着销售量的增长，单位成本随之下降。
网络效应
许多高科技产品需要与用户网络兼容。因此，若互联网上大量可下载软件不久将以 Sun Microsystems 的 Java 语言编写的程序形式出现，用户将需要在他们的计算机上安装 Java 才能运行这些程序。Java 虽有竞争对手，但随着其普及度日益提高，它成为行业标准的可能性也越大。
客户槽入
高科技产品通常难以使用，它们需要培训。一旦用户投入了这种培训——比如空客客机的维护和驾驶——他们只需为后续版本的产品更新这些技能。随着更多市场份额的获取，未来市场的占领也变得更加容易。
在高科技市场中，此类机制确保了那些获得市场优势的产品能进一步扩大优势，从而使这些市场变得不稳定且易陷入锁定状态。当然，锁定并非永恒不变。技术发展如浪潮般更迭，像 DOS 系统那样的锁定状态，其持续时间仅与特定技术浪潮的周期相当。
某些产品——如 IBM 个人电脑——在初期处于收益递增领域，但随着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转变为马歇尔所说的加工世界中的虚拟商品。
因此，我们可以将经济领域划分为两大体系或世界：一是批量生产世界，其产品本质上是凝结了少量知识的资源，遵循马歇尔的边际效益递减原则运作；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部分，其产品本质上是凝结了少量资源的知识，在边际效益递增的环境下运作。这两个世界并非泾渭分明。例如，惠普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设计基于知识的设备，并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或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等地进行批量生产。多数高科技企业既拥有基于知识的业务，也包含批量处理业务。但由于两者的游戏规则不同，企业往往将它们分开运营，正如惠普所做的那样。相反，制造企业也拥有诸如物流、品牌、营销和分销等业务，这些主要属于知识世界范畴。而某些产品——如 IBM 个人电脑——起初处于边际效益递增的世界，但在其生命周期后期转变为属于马歇尔加工世界的虚拟商品。
生产大厅与技术赌场
由于商业领域的两大世界——批量商品处理与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在基础经济学上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在竞争性质和管理文化上也各不相同。认为适用于一个世界的做法同样适用于另一个世界，这是一种错误观念。
如今，关于一种新型管理风格的讨论甚嚣尘上，这种风格强调扁平化层级、使命导向、战略灵活性、市场定位、重塑、重组、再造、重新定位、再组织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再”概念。这些是新的洞见，还是一时风尚？它们适用于所有组织吗？为何我们会见证这种新型管理风格的出现？
让我们审视两种竞争文化。在大规模处理中，通常会形成一套标准价格。生产趋于重复——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大同小异。因此，竞争意味着保持产品流通，努力提升质量，降低成本。这种管理艺术在文献中广为探讨。它偏爱一个没有意外或故障的环境——一个以控制和计划为特征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不仅需要执行生产的人员，还需要规划和控制生产的人员。因此，它倾向于老板与工人之间的等级制度。由于大规模处理具有重复性，它允许持续改进，持续优化。因此，马歇尔的世界往往倾向于等级、规划和控制。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优化的世界。
知识型产业中的竞争模式因其经济特性而异。若知识型企业置身于赢家通吃的市场，管理便被重新定义为一系列寻找下一个技术胜者——即下一头现金奶牛——的探索。目标转为搜寻下一个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管理不再以生产为导向，而是以使命为导向。层级结构趋于扁平，并非因为突然赋予员工民主权利，或计算机能大幅削减中层管理，而是因为为了高效实现公司的下一个重大突破，这些执行者需像突击队般以小团队形式直接向 CEO 或董事会汇报。他们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公司的未来存亡系于他们之手。因此，他们及其下属的突击团队，在公司成功的业务中不被视为雇员，而是平等的伙伴。层级结构因此消散、解体。
事实上，在收益递减的生产大厅里，风格颇似一家精密的现代工厂：目标是以低成本持续输出高质量产品。无需每日紧盯市场，一切顺利时节奏可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收益递增领域的竞争更像是一场赌博。并非扑克，那种游戏静态，玩家争夺一系列彩池。而是赌场式的博弈，部分在于选择玩哪种游戏，同时以技巧进行游戏。我们可以想象高科技领域的顶尖人物——各行业的盖茨、格斯特纳和格罗夫们——如同聚集在一个大型赌场中。这张桌上，一场名为多媒体的游戏正要开始。那张桌上，是网络服务游戏。角落里则是电子银行。这样的桌子众多。你坐到一张桌前。“玩一次多少钱？”你问。“三百亿。”庄家答道。“谁会参与？”“他们出现前我们不会知道。”“规则是什么？”“游戏展开时自会明了。”“我赢的概率有多大？”“无法预知。”“你还想玩吗？”
在这个层面上追求的高科技，绝非胆小者所能涉足。
事实上，在技术赌场中玩转牌桌的艺术主要是一门心理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但仅限于某种程度——技术专长、雄厚资金、意志力和勇气都起着作用。最重要的是，回报归于那些率先从技术迷雾中洞察新游戏本质的玩家，能够看清其轮廓，认知其形态。比尔·盖茨与其说是技术领域的巫师，不如说是预见未来的高手，他擅长洞察下一局游戏的轮廓。
适应意味着时刻关注下一波浪潮，并定位公司以充分利用它。正是适应，而非优化，推动着收益递增型企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认识到，这种新型管理方式并非一时风潮。知识经济的核心要求扁平化的层级结构、以任务为导向，最重要的是明确的方向感，而非五年规划。我们也能理解我曾暗示的“一切重来”的奥秘。在批量处理领域，这种“一切重来”的倾向很大程度上只是精简、计算机化、缩减规模的华丽标签。然而，在收益递增的世界，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一切重来”已成为必要，因为每次探索方向改变时，公司都需要随之改变。它需要重新定义其宗旨、目标和行事方式。简而言之，它需要适应。而适应永无止境。事实上，在我刚刚描绘的收益递增环境中，标准优化几乎毫无意义。在收益递增游戏的赌场中，你无法进行优化。你可以聪明、机智、定位、观察，但当游戏本身尚未完全定义时，你无法优化。你能做的就是适应。 在积极的意义上，适应意味着关注即将到来的下一波浪潮，预测其形态，并使公司处于能充分利用它的位置。正是适应，而非优化，推动了收益递增型企业的发展。
高科技赌桌风云
假设你身处知识产业的赌场，在这个收益递增的世界中。你该如何利用手中的递增收益优势？如何运用它们来占领市场？你需要考虑哪些战略问题？在加工制造领域，策略通常围绕着发挥核心竞争力、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展开。这些在知识经济领域同样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利用正反馈特殊经济效应的其他策略。
在知识型市场中，有两条广为接受的箴言：率先进入市场有利可图，拥有卓越技术同样如此。这些箴言虽为真，却不能确保成功。Prodigy 公司率先进入在线服务市场，但在利用递增收益扩大用户基础方面表现消极。因此，它从领先地位跌落，目前落后于其他服务提供商。至于技术，史蒂夫·乔布斯的 NeXT 工作站堪称卓越，但推出时市场已被 Sun Microsystems 和惠普主导，最终失败。新产品往往需要在某些方面——价格、速度、便捷性——比现有竞争对手优秀两到三倍，才能撼动其地位。因此，在知识型市场中，凭借优秀产品率先进入虽能带来优势，但作为策略仍显被动。真正需要的是积极管理递增收益。
一种积极的策略是初期大幅降价以建立用户基础。网景公司免费发放其互联网浏览器，赢得了 70%的市场份额。如今，它能够从衍生软件和应用中获利。尽管这种降价策略有效且广为人知，但并非总能得到实施。企业常犯的错误是初期定价过高，以回收高昂的研发成本。然而，即便通过明智的降价来培育市场，如果后期不充分利用已建立的用户基础，这种策略也难以奏效。美国在线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积累了超过 450 万订阅用户的领先优势。但由于互联网的主导地位，目前尚不清楚它能否将这一庞大用户群转化为后续利润。
让我们再深入一些。技术产品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依赖于其他产品和技术的存在。互联网的万维网运行在一个由浏览器、在线新闻、电子邮件、网络零售和金融服务等业务组成的集合中。药品存在于一个由医生、检测实验室、医院和健康维护组织（HMO）构成的网络内。激光打印机则是包括计算机、出版软件、扫描仪和照片输入设备等产品集合的一部分。与大豆或轧制钢材等加工世界的产品不同，技术产品存在于支持并增强其功能的局部产品集合中，它们存在于微型生态系统内。
这种相互依赖性对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Novell 公司推出其网络操作系统 NetWare，作为连接个人电脑于局域网的一种方式时，Novell 确保 NetWare 在技术上优于竞争对手。同时，它还大幅降低 NetWare 的价格以建立用户基础。然而，这些策略并不足够。Novell 意识到，NetWare 的成功关键在于吸引软件应用在其平台上运行——这属于公司无法直接掌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设立激励措施，鼓励软件开发者为 NetWare 编写程序而非竞争对手的平台。软件开发者们确实这样做了。通过推动 NetWare 的成功，他们也确保了自身的成功。Novell 积极管理这些跨产品的正向反馈，以锁定其市场地位。随后，它从升级、衍生产品及自身应用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微软的案例中…
在这个日益增长且尚未受到监管的高回报世界中，哪些应当合法化？什么构成了公平……
另一种利用生态系统的策略是链接与杠杆作用。这意味着将基于生态系统中某一节点（即某一产品）积累的用户群转移到相邻节点或其他产品上。该策略与围棋中的战术颇为相似：逐一包围相邻市场，利用用户基础撬动这些市场并将其纳入麾下，同时不断强化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微软将其在 DOS 系统上的 6000 万用户基础杠杆式地转移到 Windows 系统，随后是 Windows 95，再通过提供低价升级和捆绑应用程序的方式转移到微软网络。这一策略曾面临法律层面的挑战，但它揭示了正反馈效应不仅在单一市场内部适用，同样也跨越市场发挥作用。
事实上，如果技术生态系统如今已成为知识型世界战略的基本单元，那么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并非通过独自锁定产品，而是通过构建网络——围绕小型生态系统组织的松散企业联盟——来放大对基础技术的正面反馈。苹果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封闭其 Macintosh 系统，选择不创建这样的网络。它相信凭借其卓越技术，能够独占这一收益递增市场。苹果确实主导了其基于 Mac 的生态系统，但这一生态系统目前仅占个人电脑业务的 8%。IBM 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动地允许其他公司作为克隆者加入其 PC 网络，IBM 获得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并锁定了市场，但最终公司自身仅分得微薄的利润。构建网络的关键在于积极管理跨公司的相互反馈，这意味着要精心选择合作伙伴进行构建，同时也意味着网络中的主导者不应试图接管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产品，而应允许依赖性参与者借助网络的成功锁定其依赖性产品。 通过让渡部分利润，主导企业确保所有参与者对联盟保持承诺。
在知识型市场中，心理定位同样对战略至关重要。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竞争对手不仅会在市场被锁定时退却，还会在他们认为市场将被他人锁定时选择退出。因此，我们看到了各种心理博弈手段，如提前宣布、佯攻、威胁性联盟、技术炫耀、未来合作关系的吹嘘以及虚构产品（已宣布但尚未存在的产品）的展示。这种姿态和吹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的类似行为：它阻止了竞争者挑战潜在的支配性对手。在这种市场前的对抗策略中，无需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纯粹是心理层面的较量。
如果你握有一手烂牌怎么办？有时坚持等待残余收益是值得的。有时，通过更新技术、建立新的联盟或产品变革可以解决问题。但在深度锁定的情况下，这些策略往往无效。此时，选择要么是缓慢消亡，要么是优雅退出——放弃当前领域，专注于为下一波技术浪潮布局。退出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业务。美国在线、Compuserve、Prodigy 和微软网络都已将在线计算机网络市场的主导权让给了互联网。然而，他们并未选择退出，而是逐渐成为互联网的附属，提供如财经报价、游戏和娱乐等内容服务。他们虽失去了主战场，但很可能在互联网生态系统内继续参与次级竞争，争夺其内部的主导地位。
最重要的是，在知识世界中，战略要求首席执行官们认识到一种不同的经济学正在发挥作用。他们需要了解在其竞争的市场生态中，哪些正负反馈机制正在起作用。通常存在多种这样的机制——相互交织，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运作，每一种都需要被理解、观察并主动管理。
服务行业呢？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讨论了高科技领域。那么，保险、餐饮和银行业等服务行业又该归于何处？它们属于哪个世界？这个问题颇为棘手。表面上看，这些行业似乎属于经济中收益递减、以处理为主的领域，因为对特定服务的需求往往存在地域限制，多数服务确实涉及“处理”客户，且服务行业技术含量较低。
事实是，网络或用户基数效应常常在服务中发挥作用。当然，零售特许经营的存在正是由于收益递增。麦当劳或 6 号汽车旅馆的特许经营店在地理上分布得越广，它们的名气就越大。人们光顾这些企业不仅因为其品质，还因为他们希望确切知道能期待什么。因此，它们越普及，就越能变得更加普及。同样，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客户基础越大，它就越能分摊其总部员工、房地产和计算机运营等固定成本。这些行业同样受到轻微的收益递增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服务业是一种混合体。从日常运作来看，它们类似于批量处理行业。但从长远来看，收益递增将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不稳定性不如高科技行业那么显著。以美国航空业为例，它每天都在处理乘客运输。因此，在 1981 年看来，放松管制应当会增强竞争，正如在收益递减情况下通常发生的那样。然而，从长远角度看，航空公司实际上经历的是正反馈循环：在枢纽-轮辐系统下，一旦航空公司陷入困境，它就无法妥善运作其航线支线系统，机队老化，开始走下坡路，进而失去更多航线。长期放松管制的结果是大型航空公司的数量稳步减少，从 1981 年的 15 家降至目前的约 6 家。某些航线已近乎成为垄断，导致票价上涨。这些结果均非初衷，但考虑到收益递增的特性，本应预见到这一局面。
事实上，服务业的收益递增特性正稳步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便是服务领域中一切都趋向于软件化——所有基于信息的事物。因此，那些曾经由人工处理的操作——如设计复杂的金融工具、汽车或时尚商品，处理保险理赔，零售中的供应与库存管理，为案件先例进行法律辅助搜索等——正越来越多地由软件接管。随着服务业的这一重构进程展开，集中的软件设施逐渐崭露头角。服务提供者被纳入软件网络，地域限制减弱，用户基础的网络效应开始显现。
这种现象可能带来两种后果。首先，在服务的地方特性仍然重要的领域，它可以保留大量围绕主导软件供应商聚集的服务公司——如同众多小型独立律所与主导计算机搜索网络 Lexis-Nexis 紧密相连，或是医生与健康维护组织（HMO）绑定。其次，在地域性不重要的领域，网络效应能将竞争转变为赢家通吃的格局，这在高科技行业中可见一斑。例如，当基于互联网的零售银行业务兴起时，区域需求限制将消失。每家虚拟银行随着其网络扩张而优势增强。除非受到监管限制，否则消费者银行业将演变成少数大型银行网络之间的较量，成为一个收益递增的行业。
服务既属于加工领域，也属于收益递增的世界。但其重心正逐渐向后者转移。
管理者思考
这一切将我们置于何地？本世纪初，工业经济主要依赖于资源的大规模加工。而到了世纪末，它们则建立在资源加工与知识处理之上。经济体已分化为两个相互交织、重叠却又迥异的世界。这两个世界遵循着不同的经济原则。马歇尔的世界以规划、控制和层级为特征，是一个物质、加工和优化的世界。而递增收益的世界则以观察、定位、扁平化组织、使命、团队和机智为特点，是一个心理学、认知和适应的世界。
许多管理者对这种新型的收益递增世界有着某种直观的把握，但鲜有人能彻底理解。在知识型市场中运营时，管理者需要自问以下几个问题：
我是否理解我所在市场的反馈？
在加工领域，理解市场意味着洞悉消费者需求、分销渠道及竞争对手产品。而在知识领域，成功则有赖于对市场中自我否定与自我强化反馈的深刻理解——即递减与递增回报机制。这些反馈相互交织，在市场不同层面、不同时间尺度上运作。
我处于哪些生态系统中？
技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关联的网络或生态系统中。理解一家公司产品所属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其成败不仅取决于公司自身，还与所处网络的成败紧密相关。积极管理这一网络，能成为放大收益递增效应的重要手段。
我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参与？
在技术赌场中玩转那些收益递增的游戏，需要具备以下几点：卓越的技术、恰到好处地切入市场、雄厚的资金、策略性定价，以及为未来优势牺牲当前利润的意愿。这一切不仅关乎资源，更考验勇气、决心和意志。而这份决心与勇气的一部分，也体现在当收益递增趋势逆转时，能够果断退出市场的决断力。坚守一个因正反馈而不断恶化的败局，无异于在已败的战场上增兵，不如体面地退出，保全财务尊严。
接下来会有哪些游戏发布？
技术浪潮接踵而至。错过此波者可为下一波做好准备。反之，在此轮大获全胜者亦不应自满。在收益递增环境下获利的能力，仅与洞察下一周期趋势并为之在技术、心理及合作层面做好准备的能力相当。在高科技领域，我们仿佛在一艘船上缓缓前行，透过未知迷雾，新技术若隐若现，逐渐成型。成功属于那些有远见卓识，能预见并构想出未来游戏形态的人。
这些考量看似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在收益递增的游戏中，那些勇敢参与并取胜者将获得丰厚回报。而且，这种游戏充满刺激。无论是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加工环节都伴随着自身的风险。正因加工利润微薄，企业必须竭力维持生存。这两个商业领域，皆非胆小者所能涉足。
在《微观宇宙》一书中，技术思想家乔治·吉尔德曾评论道：“二十世纪的核心事件是物质的颠覆。在技术、经济以及国家政治领域，以物质资源形式存在的财富，其价值和重要性正稳步下降。思维的力量在各个领域都日益压倒物质的蛮力。”随着经济逐渐从依赖物质资源的粗放型加工转向基于知识的精细设计和复制，它正从收益递减的基础转向收益递增的基础。一种全新的经济学——与教科书中的传统理论大相径庭——如今正在发挥作用，而这一点在高技术领域尤为明显。成功将极大青睐那些理解这一新思维方式的人。